知识“变现”,要分享价值更要契约精神

  • 供稿人:科技日报
  • 发布者: 韩彬
  • 作者: 韩彬
  • 创建时间: 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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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刘朝副教授日前接受《科技日报》采访,就《关于实现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全文如下。

   

    “在一些人眼中,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地位’不如明星和‘网红’,国家出台政策,就是让他们凭知识赢得体面收入和应有尊重。”近日,《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发布,兼职兼薪话题引发网友热议,顿时圈粉无数。

    某媒体调查显示,约六成受访者对“兼职兼薪”表示支持。不过也有人担心:适度怎么把握,后续如何监管;高校老师和科研人员的本职和兼职工作怎样平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认为,《意见》定了导向性的原则,有些问题需在后续措施中解决,“在倡导分享知识价值、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也要呼唤契约精神回归”。

    不能说的秘密

    人们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属于某个单位或企业,在本职工作之余接私活,那就是不务正业,甚至有违职业道德。如今,把过去不能言说的秘密晒在阳光下,解放的不只是生产力,还有人们的定势思维。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张放,早在20年前就加入“不务正业”的行列——推广果树新技术、新品种。“当时对高校老师来说,没有成果转化的硬性考核指标,许多科技成果在通过鉴定验收后就束之高阁。”

    1996年,张放迈出创业第一步。几个人筹集60多万元,租了两百多亩地建起了转化基地,种了些樱桃、枇杷等有转化前途的新品种。不久,他的首次创业以惨败告终,“对社会认知不够,对市场不了解,创业也没形成社会氛围”。

    “以前搞农技推广心里老不踏实,牵扯到成果转化的具体经济关系时很难把握,生怕违反规定和制度。”张放说,现在国家鼓励科技人员兼职兼薪就是倡导创新创业,拓展成果转化和服务的空间和深度。

    落地不走样

    “不能管的太死,但也不能没有约束,《意见》将以前处于灰色的区域‘阳光化’了,兼职兼薪让科研人员多了选择,也利于促进成果转化、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多次参与制定科研经费管理等政策的吕薇直言,政策好不好,关键看执行。

    “首先要胜任本职工作,有精力有社会需求时再兼职兼薪。”在张放看来,不管是创业还是兼职兼薪,“度”的把握可简单概括为:种别人的田,也不能荒自己的地。

    关于依规适度兼职兼薪,《意见》也有硬性规定:首先,兼职要经所在单位同意,必须以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为前提;其次,要遵守相应管理制度,将来会制定实行科研人员兼职公示制度,且兼职行为不能泄漏原单位技术秘密……

    “这意味着科研人员在外兼职、去哪儿兼职,从过去的无规可循走向公开透明,这就是以透明度促进兼职兼薪规范化。”吕薇强调,“还有一些‘度’要界定和细化,要明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兼职什么样的岗位等。”

    制度完善、环境优化,新政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朝讲述了两个调研案例:

    在一个成果转化激励力度很大的单位,某青年研究人员的成果转化后,单位按内部规定拟分配较高比例的现金奖励,但他主动要求降低核算档次,因为按单位规章,高比例的奖励需在职代会上通告;

    而在另一个成果转化激励力度也很大的单位,给某团队成果转化颁发大额提成奖励时,领导迟迟不愿签字,因为担心大额奖金分发会引起内部人际关系恶化……

    “为什么一些良好的制度安排,仍让科研人员和管理者忧心忡忡?”刘朝分析说,新政落地的障碍,源于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创造力发挥的显性和隐性障碍。前者是制度性障碍的直接压力,如工作岗位、职称晋升、绩效考评等;后者为非制度性障碍和间接压力,如同事关系、学术选择、各种排名传递的压力……

    需细则接力

    “当前科技创新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走向社会,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改革刚开始,要鼓励科研人员迈开步子、敢闯敢试,不能因为可能发生的问题而停滞不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说,在试行过程中如果发现步子迈的大了、过了,可以再修订相关政策,改革突破就是在摸索前进中不断调整和规范的。

    如今,退休后仍活跃在农业一线的张放,依然感激浙大的兼容并包。2002年他再次创业,赶上了浙大的好政策,“从事农业的教授被分为推广类教授和研究类教授,可以自由选择考核标准,我也不再担心被论文拖后腿。”身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巡讲团成员的张放,累计推广园艺新品种年均效益达10亿元。

    在吕薇看来,兼职兼薪可先试点,公示制度和约束“度”的界定必不可少。如高校老师如何保证教学主业?教学质量如何评议?“下一步顶层设计要考虑普适性‘度’的界定,然后各学依具体情况定细则。”

    刘朝建议,《意见》若要落地有声,中央层面要自上而下解除束缚,如教学评估、学位点评估等以负向激励为主的评估指标体系,明确破除对各种高校排名的迷恋、对国家各类基金的过度倚重、对学术论文量化指标或明或暗的依赖,尤其是领导层对短期效应和政绩的层层期待。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1日电)  

“在一些人眼中,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地位’不如明星和‘网红’,国家出台政策,就是让他们凭知识赢得体面收入和应有尊重。”近日,《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发布,兼职兼薪话题引发网友热议,顿时圈粉无数。

   某媒体调查显示,约六成受访者对“兼职兼薪”表示支持。不过也有人担心:适度怎么把握,后续如何监管;高校老师和科研人员的本职和兼职工作怎样平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认为,《意见》定了导向性的原则,有些问题需在后续措施中解决,“在倡导分享知识价值、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也要呼唤契约精神回归”。

   不能说的秘密

   人们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属于某个单位或企业,在本职工作之余接私活,那就是不务正业,甚至有违职业道德。如今,把过去不能言说的秘密晒在阳光下,解放的不只是生产力,还有人们的定势思维。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张放,早在20年前就加入“不务正业”的行列——推广果树新技术、新品种。“当时对高校老师来说,没有成果转化的硬性考核指标,许多科技成果在通过鉴定验收后就束之高阁。”

   1996年,张放迈出创业第一步。几个人筹集60多万元,租了两百多亩地建起了转化基地,种了些樱桃、枇杷等有转化前途的新品种。不久,他的首次创业以惨败告终,“对社会认知不够,对市场不了解,创业也没形成社会氛围”。

   “以前搞农技推广心里老不踏实,牵扯到成果转化的具体经济关系时很难把握,生怕违反规定和制度。”张放说,现在国家鼓励科技人员兼职兼薪就是倡导创新创业,拓展成果转化和服务的空间和深度。

   落地不走样

   “不能管的太死,但也不能没有约束,《意见》将以前处于灰色的区域‘阳光化’了,兼职兼薪让科研人员多了选择,也利于促进成果转化、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多次参与制定科研经费管理等政策的吕薇直言,政策好不好,关键看执行。

   “首先要胜任本职工作,有精力有社会需求时再兼职兼薪。”在张放看来,不管是创业还是兼职兼薪,“度”的把握可简单概括为:种别人的田,也不能荒自己的地。

   关于依规适度兼职兼薪,《意见》也有硬性规定:首先,兼职要经所在单位同意,必须以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为前提;其次,要遵守相应管理制度,将来会制定实行科研人员兼职公示制度,且兼职行为不能泄漏原单位技术秘密……

   “这意味着科研人员在外兼职、去哪儿兼职,从过去的无规可循走向公开透明,这就是以透明度促进兼职兼薪规范化。”吕薇强调,“还有一些‘度’要界定和细化,要明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兼职什么样的岗位等。”

   制度完善、环境优化,新政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朝讲述了两个调研案例:

   在一个成果转化激励力度很大的单位,某青年研究人员的成果转化后,单位按内部规定拟分配较高比例的现金奖励,但他主动要求降低核算档次,因为按单位规章,高比例的奖励需在职代会上通告;

   而在另一个成果转化激励力度也很大的单位,给某团队成果转化颁发大额提成奖励时,领导迟迟不愿签字,因为担心大额奖金分发会引起内部人际关系恶化……

   “为什么一些良好的制度安排,仍让科研人员和管理者忧心忡忡?”刘朝分析说,新政落地的障碍,源于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创造力发挥的显性和隐性障碍。前者是制度性障碍的直接压力,如工作岗位、职称晋升、绩效考评等;后者为非制度性障碍和间接压力,如同事关系、学术选择、各种排名传递的压力……

   需细则接力

   “当前科技创新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走向社会,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改革刚开始,要鼓励科研人员迈开步子、敢闯敢试,不能因为可能发生的问题而停滞不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说,在试行过程中如果发现步子迈的大了、过了,可以再修订相关政策,改革突破就是在摸索前进中不断调整和规范的。

   如今,退休后仍活跃在农业一线的张放,依然感激浙大的兼容并包。2002年他再次创业,赶上了浙大的好政策,“从事农业的教授被分为推广类教授和研究类教授,可以自由选择考核标准,我也不再担心被论文拖后腿。”身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巡讲团成员的张放,累计推广园艺新品种年均效益达10亿元。

   在吕薇看来,兼职兼薪可先试点,公示制度和约束“度”的界定必不可少。如高校老师如何保证教学主业?教学质量如何评议?“下一步顶层设计要考虑普适性‘度’的界定,然后各学依具体情况定细则。”

   刘朝建议,《意见》若要落地有声,中央层面要自上而下解除束缚,如教学评估、学位点评估等以负向激励为主的评估指标体系,明确破除对各种高校排名的迷恋、对国家各类基金的过度倚重、对学术论文量化指标或明或暗的依赖,尤其是领导层对短期效应和政绩的层层期待。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