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张璐）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海燕表示，创新能力需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关键一点在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除了加强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还要关注科技创新型企业，要把平台、项目等打通，发挥体制优势，把资源盘活，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我国未来有望在前沿领域‘多点开花’。”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海燕。受访者供图
创新能力需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新京报：目前，我国科技发展的环境和形势如何？为何对创新驱动发展有着迫切的需求？
王海燕：近些年，我们科技和经济发展很快，这首先得益于我国体制机制优势，同时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外部大环境来看，国际上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苗头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趋势，这给我国科技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严峻挑战。另外，资源的消耗，使我国近些年一直面临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转型的压力。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大国责任和担当，也对我国科技创新形成了压力和挑战，比如我国明确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这些承诺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
所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迫切性是非常现实的，内外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共同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新京报：我国科技创新有什么优势？还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突破？
王海燕：我国的科技创新优势明显。首先是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之下，我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有目共睹；同时我国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产业布局涉及方方面面；三是市场优势，我国人口多、需求大；四是具备较好的物质基础，我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包括科研经费的增长等，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这次有效抗击疫情也体现出物质基础的优势；五是人才储备优势。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大，总体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科学素养提高很快，如果能够通过产业调整转型提供高质量的就业，人才储备的优势就能激发出来。
不过，目前我国的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科技的自立自强没有完全实现。我认为，科技的自立自强是自主创新的“加强版”。自主创新一般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类型。现在我们说科技的自立自强，更加强调了原始性创新和在科技上的以我为主。
如何破解“创新能力不适应发展需求”的问题，中央已指明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突破口。建立国家实验室、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一环，此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内涵相当丰富，还涉及到科技创新型企业、平台、项目、人才等，要通过制度创新把这些资源盘活，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盘活资源、提高效率一直就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思想。
鼓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
新京报：我国强调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目前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水平如何？还能从哪几方面加强？
王海燕：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些领域处在跟跑、并跑阶段，也有一些已经在领跑。如何加强基础研究，长期以来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也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首次突破6%，改变了长期以来徘徊在5%的状况，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把基础研究细分为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和以应用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比如近期我们遇到的跟“卡脖子”技术有关的基础研究就属于应用基础研究，这两方面都要抓。
纯基础研究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是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投入，而应用基础研究与市场和企业需求紧密相关，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甚至应以企业为主。《纲要草案》提到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我觉得这个导向特别好。
新京报：我国科技革命有怎样的趋势？未来五年或者更长远的2035年，我国有望在哪些前沿领域取得突破？
王海燕：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都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也是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未来究竟在哪些领域有望取得突破，取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强化和布局，如果能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盘活优质科技资源，把新型科研组织模式落地，我觉得可能会“多点开花”。
新京报：未来5年或者10年科技的飞速发展，会给人们生活带来颠覆性变化吗？
王海燕：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品和新应用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变化。
从身边的例子来看，去年开始大家频繁使用的云办公、云会议、智慧教室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交流方式。再比如，将来我们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这对科技创新的要求非常高，涉及到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的利用，可能对大家的出行方式、就业供给等带来不小的变化。
可按人才类型探索不同评价体系 激励创新
新京报：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方面，你有何建议？
王海燕：2019年年初，我们课题组曾以“破除制度性障碍，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为题做过较广泛的调研，发现目前国家在激励科研人员创新方面有很多利好政策，但落实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不相洽、有矛盾，无法真正落实；有些政策原则上放得很开，自主权给了执行单位，但执行单位迟迟没有制定细则，落实过程中不好把握尺度；再有就是一些科研人员对政策不够清楚，政策宣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除了要保证现有利好政策的落实，我认为，评价的“指挥棒”很重要。现在我们讲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但要“有破有立”，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分类评价，是一直在讲但一直没有破解的问题。下一步需要建立多维评价体系，尤其是适用于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人才的评价体系，来激励大家创新。
去年下半年，我所在的国科大探索建立多维评价体系，比如除了论文和科研项目之外，科研人员在全国性学术论坛上做主旨报告，这是不是能反映出同行的认可？在某个重要学术期刊担任编委，这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一定的学术水平？虽然这些还都在探索当中，个别指标也有争议，但多维度评价的大方向无疑是对的。
新京报：《纲要草案》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地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有何自身特色？如何差异发展？
王海燕：我认为这三个国际科创中心的区分度还是很高的。未来这三个科创中心发展路径怎么走，取决于各地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相关政策的匹配度及政策的落实。
北京科教资源丰富，大型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云集，正在全力打造“三城一区”，布局了多个大科学装置，科技基础雄厚，创新资源优势明显；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市场化程度高，跨国企业较多，综合性竞争优势明显；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密集，港澳国际自由港的优势能够吸引大量的国际科创人才聚集。
本文转自《新京报》 (2021－03－06 第B10版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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