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二十大报告中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一起，更加体现了教育、科技、人才的全局性意义。过去通常认为教育是基础，科技是战略性支撑，此次三者一起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被提及，实际上是因为在整个国家战略建设当中，这三者一同发挥作用，因此地位和作用大大上升。这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方面，而是在全局各个方面都发挥作用。这不是从单个行业、领域或角度考虑教育、科技、人才的相关制度法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而是需要更高的站位和视角——各个领域的工作都要了解其中的教育、科技和人才问题。从整体发展上需要了解各个领域的需求，从各个领域内部也要看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但当前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重要性和全局性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理解。
第二，要认识三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三者放在一起的内在规律性。教育以培养人才为目的。因此教育的产出是人才，而人才的产出是科技创新成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涉及教育、科技、人才时，人们常常提到两问：一问就是“钱学森之问”，这涉及我国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主要体现在科技成果方面，杰出人才需要产出杰出科技成果，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是明显缺失的，由此可见“钱学森之问”把教育、科技和人才三者联系在一起；第二问是“李约瑟之问”，这涉及东西方发展问题，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从历史上来看，近代以来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历程表明，一个国家作为科学中心的阶段必然是世界人才中心，但是一个国家要成为科技中心或科学中心，首先要成为教育中心，而且一个国家失去世界科技中心的前提，往往先是世界教育中心转移了，这是历史规律总结而来的。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教育中心，往往是成为科技中心之前数十年，这体现了其内在关联性。要认真思考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如今谈教育、科技、人才，往往只谈脱节问题、协同问题，如果不能把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联合起来，那么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从目标导向来看，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成果是另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牵引着教育、人才，科技成果的标准，也就是科技价值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召开的“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从科技产出和影响角度来看，这五大价值创造要作为评价的基本考量。因此，需要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内在逻辑和因果相互关系，只有在“道”的层面想清楚才能谈“术”。
在教育问题上，当前我国教育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基础教育导向不够。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对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强调不够，对科研导向思考不足。按照统计学规律来看，我国至少有200万超常儿童，但是目前英才教育体系没有形成，缺乏有利于怪才奇才的培养制度。我国高校专业过载、课程固化、学分冗余问题比较突出，比较缺乏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对人才的联合培养，这不利于战略型人才培养。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科学教育环节十分薄弱，存在认识不足、工作不到位等缺陷。什么是科学教育？跟普通教育有什么不同？科学教育不只是对科学知识的教育，还涉及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这是一个统一体，而且这种教育不是科学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而是关注科学技术时代的现代人所必须的科学素养养成教育，将科学知识、思想、方法、精神作为整体体系，使其内化为教育信念和行为的一种教育过程。从科学教育影响到创新人才培养，我国对科学教育发展需求非常迫切。从2008年起，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无论是经济产业结构、人才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劳动力科学素养的提升。近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后世界的教育：公共行动的九个思路”，指出要加强科学教育，特别是促进科学教育知识理解层面向能力与技能层面延伸。所以，科学教育是关系到劳动力科学素养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是关系到科技人才的质量和数量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教育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战略性人才不足，一流创新人才不足，都跟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实际上把学习思维，也就是解题思维，带到研究阶段中，从国外文章当中找题目，数据和方法都是现成的，仅仅是重新计算了一遍，最后解了一道题发了一篇文章，这使得很多研究变成了路径依赖，变成了对别人知识体系的精细化或细微化的刻画。虽然也有价值，但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提出科学问题，怎么样真正地从科学本原、学科本原、内在逻辑矛盾中或社会现实需求中提炼出科学研究的“真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从这个标准看，很多科研人员还不会做真正原始创新意义上的研究，而这个问题要从科学教育来切入解决。
在科技创新方面，一个突出矛盾是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区域科技力量不均衡的问题影响到了国家整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经过建国后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雁阵式”区域创新布局，除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科技创新的辐射原点外，还有19个国家级新区、23个自创区、169个高新区等，以及各类创新城市、创新平台等。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区域科技力量不均衡问题相较于区域之间经济差距更为明显。例如，数据显示，近几年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前五的省份和排名后五的省份GDP差距大致是3倍左右，东部、西部两大地带差距近2倍；从产出方面的专利数量来看，前五位和后五位的差距达10倍以上，东、西部地区的专利数量差距达3倍多。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依旧存在一定难度。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需要从领域布局上解决。当前领域布局中各地特色突出不够明显，大家看到芯片热、光伏热一窝蜂发展，各地资源往往集中在热点上，区域特色不明显，抢资源、抢基地、抢帽子等造成资源浪费。第二，需要加强平台建设的布局统筹。我国各类平台很多，包括科技部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发改委的工程研究中心，工信部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但其中涉及区域层面的统筹布局亟待进一步加强。第三，央地协同也要引起重视，解决好科技计划设置等科技资源配置上的上下一般粗等问题，避免交叉重复，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
在人才问题中，要重视人才评价的“破立并举”问题。之前强调破“四唯”和破“五唯”，那么破之后要立什么？就是落实五大价值导向：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具体化为评价指标。人才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开放，开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用好国际人才。美国只有3亿多人，其超前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用好全球人才，从全球80亿人中吸引人才。我国14亿人，在发挥好我国人才作用的同时，要研究怎么吸引和用好国际人才，特别是非华裔外国人才。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既要从大处着眼，还得找准切入点，既要从整体上来考虑，也要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切入点。
原载于2023年1月《技术经济》第42卷第1期“学习、研究、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