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新境界，开辟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新境界，开辟了新时代创新发展的新境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最新成果，是准确理解党中央战略意图，切实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成效的重要前提。
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强调“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1世纪以来，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全球产业格局深刻重构。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进到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生产力能级跃升的新阶段，深刻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数智时代的创新需求。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定稿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决定稿不仅在第三部分专门作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而且在其他部分贯穿了“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精神。新质生产力从概念提出到顶层设计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去射中国经济发展之"的”的过程，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理论创新硕果的过程。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传统生产力系统中的协同依赖于物理空间的整合，而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跨时空、跨领域的要素重组。例如，智能制造系统通过物联网连接全球供应链，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理论扩展了“劳动者”的范畴，要求劳动者具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知识快速选代能力和创新思维，劳动资料从传统机械工具扩展到数字化平台、智能算法和云计算系统，劳动对象范畴扩展到数据、算法、虚拟空间等。
指导了技术扩散从“线性传递”转向“网络化扩散”的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扩散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技术被竞相模仿时，技术扩散将推动整个行业生产力提升，并强调生产力发展是多要索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与分工、协作密不可分。新质生产力理论通过鼓励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如开源社区、共享实验室)加速技术传播。例如，人工智能算法的开源共享降低了中小企业技术应用门槛，通过算法优化制造业生产流程，缩短研发周期，显著提升了创新效率，验证了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提出“统筹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重大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一系列论断阐明了战略导向、前沿导向、市场导向协同推进的基础研究发展新思路，体现了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坚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当代科技革命演进新规律。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组织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预言未来社会的科技组织将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新型举国体制”理念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突破了传统“计划一市场”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了“战略科学家一重大科技专项一国家实验室"的组织体系，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制度创新，推动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从被动跟踪向主动引领的转变。“东数西算"工程的成功实施,验证了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导向研究范式在解决“多目标冲突”“长周期规划”“跨区域协调”等重大工程难题中的不可替代性。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工具变革推动社会关系重构的原理。“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一理论创新实现了从单维度发展到系统建构、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三重跃升，实现了国家意志、科学探索、市场机制的三元统一，形成了“新型举国体制一自主探索机制一市场驱动机制”协同发力的制度安排。统筹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坚的战略实践，创造了连续5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的“中国速度”。目前，我国科技和创新型企业数量超过60万家，在更多领域不断破解“卡脖子”难题，验证了应用导向范式在加强基础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提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将基础研究定位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柱，通过构建“需求牵引一应用倒逼一基础突破”的创新链条，实现了对科技经济转化规律认识的革命性突破，发展了“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的观点。具体表现为:通过“科技型领军企业一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矩阵，探索出“沿途下蛋”“研发代工”“概念验证”等新型转化模式;通过构建“创新联合体”， 形成“基础研究一技术开发一产业应用"一体化创新模式；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的统一。“统筹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既能立足于国内大市场保持自主创新的蓬勃活力，又能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对科技创新的侵蚀。
形成了“非对称赶超”的科技发展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深化了这一原理，提出“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的实践路径，确立了“无人区”科技攻坚方向，推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实现突破，构建“好奇心驱动”与“战略需求牵引”合力机制，探索出“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科研生态。
作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在数智经济条件下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产业协作原理。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创新主体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科技创新主体以科学家、工匠式的发明者为主，强调科学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当代中科技创新主体呈现多元化、多层级特宝，征，企业成为创新需求的提出者、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成果转化的主要承接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不问出”，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纳入科技创新主体，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与劳动关系理论，为复杂现代社会的创新治理提供了新范式。与此同时，政府在产业政策引导、科研资金投入、产学研合作机制搭建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高校与科研机构聚焦前沿技术突破和人才培养，金融机构为创新全过程提供资金支持各类主体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等环节形成协同效应。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从传统上看，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存在一定滞后性，但在深度融合模式下，科技创新不再是孤立的理论探索或实验阶段的成果，而是与产业创新同步推进，实时地融入生产环节中。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直接催生了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从算法研发到自动化生产线的更新改造，科技创新成果即时性地转化为产业创新的驱动力，加速了科技要素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突破了历史上二者之间转化周期长的局限，实现了生产力的螺旋式快速提升，验证了科技与产业的价值共生规律，确立“科技产业化”与“产业科技化”双向互促机制。
突破了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单向逻辑，一方面，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产业实践中产生的技术瓶颈和市场需求，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倒逼电池技术、电机控制等领域的原始创新。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不仅催生新产业，更通过“创造性破坏”重塑传统产业。这种双向互动打破了“先科技后产业”的线性路径，构建了“需求牵引一技术突破一资本催化”的闭环生态，不仅破解了科技经济“两张皮”难题，而且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线性创新”模型的窠臼。“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驱动”之间找到平衡，推动我国在光伏、特高压等领域实现技术标准、产业规模、市场定价的全球主导权。
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在新时代的中国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化解科技霸权主义“卡脖子”风险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并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想转化为现实图景，也为全球产业链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坐标。
原文载于《前线》（2025年第6期），链接：http://app.bjqx.org.cn/portal/sites/distH5/pages/index.html#/school/article?id=706389&docLibId=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