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财富。但知识能否转化为推动经济的力量，取决于是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保护和激励知识创造。知识产权制度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即在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独立篇章，同时明确要“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等。制度能否跟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已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成形于以机器生产、体力劳动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核心规则围绕有形财产和人类个体创作而设计。随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开源协作等新型生产方式的迅速兴起，这套规则在若干领域已表现出不适应。这些不适应若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不仅会引发具体案件处理上的困难，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改变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预期：当企业和科研人员无法判断自身权益能否获得严格保护时，其投入决策便会趋于保守。而保守观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最需要摒弃的态度。因此，如何从制度层面作出有效回应，正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提供激励，对以知识、技术、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而言，知识产权制度不只是外部激励，更是这些要素得以在市场上流通并产生价值的前提。
传统经济分析习惯于把知识产权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先有创新活动，再由制度加以保护。这一判断在工业经济时代有其合理性，彼时核心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机器，均属于物质性存在，制度仅作为界定权属、规范使用的法律配套。但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转变为知识、技术这类非物质要素时，情况便发生根本变化。一项技术发明若缺乏专利保护，任何人都可无偿复制、使用，其便难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研发机构也无法收回研发投入。这不仅是简单的利益分配问题，更关系到知识技术类要素能否在市场中形成稳定供给。换言之，知识产权制度不仅保护创新成果，更深度参与创新生产的全过程；它明确哪些智力成果能够转化为经济资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创新活动具备投入价值。
数据领域同理。《纲要》提出“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而企业愿意投入成本开展数据清洗、标注、整理工作，前提是对自身数据权益拥有稳定预期。倘若相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耗费高额成本搭建的数据集可被他人擅自无偿取用，市场投入的内生动力便会持续萎缩。一旦市场缺乏高质量数据供给，数据要素蕴藏的价值与潜能便无法充分释放。
《纲要》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列为约束性目标，并明确要求“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积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和无形资产投资”。研发投入能否有效转化为发展实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能否保障创新者获得合理回报。研发经费能否稳步增长、科研人员能否从成果转化中切实获益、企业能否依托技术优势筑牢核心竞争力，这些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的关键变量，都直接受制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是为现有创新成果筑牢法律保障，更是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固本培元。
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新兴领域的适应性不足
（一）著作权法遭遇“创作者”难题
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前提是：作品由人类创作，权利归属于创作者。长期以来，这一前提稳固成立。无论是写作、绘画还是编曲，背后均能明确追溯到人类作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打破了这一既有格局。大模型可在数秒内生成完整文章或可直接落地使用的设计方案，由此导致“作者”身份难以界定。
问题还不止于此。人工智能创作通常并非机器独立完成：使用者下达提示指令，再对生成结果进行筛选、修改，整个过程包含人的主观判断与取舍。那么，此类人机交互参与能否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创作”？参与达到何种程度，相关成果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相应权利又该归属于谁？目前各国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答案。在我国已有判例中，有的法院认为，只要最终输出体现使用者个性化选择与安排，即具备独创性；也有法院持相反观点，主张独创性只能源于人类直接创作。分歧的核心不在于裁判方法差异，而在于现行法律尚未针对此类新型问题作出明确规范。
法律空白带来的现实影响十分突出：内容产业从业者使用AI工具辅助创作时，无法明确相关产出能否受到著作权保护；平台分发AI生成内容时，缺乏清晰可依的权属规则；投资者评估AI内容创业项目时，难以对核心内容资产的法律地位作出稳定、可靠的判断。正因如此，《纲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归属和开发者、经营者、使用者权责认定规则”。顶层方向已然明晰，但从政策导向落地为可实操、可裁判的统一认定标准，仍需持续探索与完善。
（二）数据权益保护尚缺明确法律支撑
数据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要素。《纲要》部署“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并明确提出“完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但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数据权益保护至今缺乏明确依据。
现有各类知识产权类型，均无法适配对数据的保护需求：著作权以独创性为前提，大量原始数据并不具备该要件；专利权保护的是技术方案，数据集本身不属于技术方案；商业秘密则以保密为核心要求，而数据的价值恰恰在于流通与共享。法律框架存在空白，既导致数据持有者权益预期不稳，也抑制了企业投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的积极性。
破解之道并非将数据强行归入现有权利类型，而是立足数据自身特性，构建专门的数据权益保护规则。数据的法律属性高度特殊：可无限复制且价值不减损，能由多方主体同时持有，可在流通中增值，经聚合后还能形成远超单一数据体量的复合价值。基于这类特性，传统以排他性占有为核心的财产权逻辑，无法直接套用。这套新型规则至少需要厘清三大问题：原始数据、加工整理后的数据集以及依托数据训练生成的模型，三者的权益归属如何区分？数据共享与商业化使用的边界如何划定？同一数据涉及多方持有主体时，相关权益如何合理分配？《纲要》提出“完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正是正视数据权属复杂性、寻求制度突破的顶层设计。
（三）专利制度在前沿技术领域遭遇适用瓶颈
专利制度的核心逻辑，是以有限期独占权换取技术方案公开：发明人公开技术细节，社会获得知识增量，专利期满后技术归入公共领域。这一机制在机械、化工等传统领域成效显著，但在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既有规则适用遭遇明显困境。
困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前沿技术多处于基础科学与工程应用的模糊地带，量子计算、基因编辑方法等，究竟属于可授权发明还是自然规律的应用，各国实践未形成共识，导致企业难以把握专利保护边界。二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优势，源于训练数据、算力投入及工程优化经验，而非可单独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这类核心资源多以商业秘密留存，既违背专利公开初衷，也制约技术流通共享。
因此，结合技术特征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工具适用范围，是专利制度改革的现实课题。《纲要》明确了“优化专利商标审查”“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等方向，但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可操作规则，仍需大量细致的制度构建工作。
三、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则与路径
讨论具体改革方向之前，先要澄清一个认识层面的问题。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上长期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一种主张保护越强越好，认为保护力度越大，对创新的激励就越充分；另一种则认为知识产权会妨碍知识的自由传播，应当尽量弱化保护。两种看法各有依据，但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改革的首要前提，是摆脱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定式。
保护力度越强，并不等于创新就越活跃。若专利保护期限过长、权利范围界定过宽，则会导致大量本应回归公共领域的技术知识，长期被个别主体独家控制。如此一来，后续研究者要在这些现有技术基础上开展创新，就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许可费用，甚至可能完全无法获得授权。这实际上抬高了后续创新的门槛，反而抑制了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过度弱化保护同样有害。新药研发、基础材料突破、量子计算等领域，创新周期动辄长达十年以上，且研发结果充满不确定性、投入成本极高。若没有足够的权利保障，投资者便不愿承担这种高风险，这些关键领域的创新活动会陷入停滞，长期面临供给不足的困境。
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运行逻辑，是以有限期的权利保护换取技术公开，最终实现知识回归社会、供全民共享。保护与开放之间，必须寻求动态平衡，而这个平衡点并非固定不变，需要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拜杜法案》，将联邦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专利权下放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打通了公共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进而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创新生态。互联网时代，著作权领域对“合理使用”原则的扩展适用，则为数字内容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制度设计方向正确，就能释放被压抑的创新潜能；若方向偏差，大量创新资源便会白白流失。《纲要》同时部署“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将二者并列推进，正是这种平衡思路的鲜明体现。循此思路，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宜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
（一）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给予差异化保护
新质生产力时代，创新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既有科研人员多年积累换来的原创突破，也有工程团队的渐进式改进，有人工智能在人类引导下生成的内容，还有开放社区中众多开发者的协作成果。若对各类创新统一适用同一套保护标准，难免顾此失彼——对某些创新保护过度，则会令后续创新者难以接力推进；对另一些创新保护不足，则会让投入者丧失信心。更合理的思路是依据创新程度高低与公共利益考量，建立强弱有别的保护梯度。以人工智能生成物为例，在明确人类参与程度的基础上，可以探索设置保护期较短、使用条件较宽松的权利安排，而非简单地将其纳入或排除于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这种思路的优势在于，它既不将人工智能的贡献虚化为零，也不将人类的角色等同于机械操作，而是在承认创作过程复杂性的前提下，为相关规则设计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支点。
（二）协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秩序
知识产权赋予权利人一定范围的市场独占权，这是制度设计的题中之义。但少数科技企业若同时凭借专利积累、数据规模和算力优势，在同一市场筑起多重竞争壁垒，公平竞争秩序便可能受到损害。这些壁垒的形成，本身就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授权机制密切相关。同一套制度，既是保护创新的核心手段，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异化为排斥竞争的工具。这种制度张力并非新问题，但在数字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数据和算法的规模效应决定了，领先者一旦确立优势地位，后来者的追赶成本将远高于传统行业。为此，《纲要》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壁垒”。落实这一要求，建议知识产权执法与竞争执法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对可能产生重大市场影响的知识产权相关事项引入竞争评估机制，防止制度保护异化为市场竞争排斥的工具。
（三）贯通从知识产权确权到转化的完整链条
激励创新的制度效果，最终要在成果转化环节得以兑现。一项专利若长期无人实施，一项著作权若因手续繁琐而难以流通，制度的激励作用便会在此环节消耗殆尽。这一问题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大量由财政资金资助产生的专利陷入“沉睡”状态，未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背后既有评价体系“重申请、轻运用”的导向偏差，也存在知识产权处置程序繁琐、收益分配不清晰等制度性障碍。《纲要》提出“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其中“全链条”三字，指向的正是从确权到价值实现的完整流程。针对这一问题，实践中可从三个方向着力：一是改革职务发明收益分配办法，合理调整发明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利益格局，让科研人员切实分享成果转化收益，进而激发其推动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度，使企业手中的专利、著作权能够成为融资凭证，有效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缺少抵押物的融资困境；三是探索以专利组合、著作权集合为基础的金融工具创新，拓宽知识产权价值变现渠道，让科技、产业与资本之间的循环更加通畅高效。
（四）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讨论，贡献中国方案
知识产权早已不是一国内部事务，它深嵌于国际经贸关系之中，也是各国围绕科技竞争利益展开博弈的重要领域。当前，围绕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归属、数据跨境使用、开源软件治理等议题，新一轮国际规则讨论正在推进，其走向将实质影响各国的制度空间。在全球化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谁能率先在新兴领域积累成熟的国内实践经验，谁就更有底气在国际规则讨论中发出中国声音、争取主动。《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提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部署“健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积累我国在人工智能内容权属、数据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并将其融入国际规则讨论，既有利于维护我国企业的合理权益，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在相关议题上的参与深度和话语分量。
综上，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纲要》在科技创新、数字中国、统一大市场、对外开放等多个领域，均对知识产权工作作出明确部署，方向清晰、导向鲜明。推进这一改革，不能停留在零散的修修补补，而要在著作权保护、数据权益界定、专利制度优化、竞争政策协调、国际规则参与等方面系统发力、整体推进。说到底，知识产权问题的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谁创造了价值，谁就应当从中获得合理回报；谁使用了他人的创造成果，就应当为此支付相应对价。这个朴素的原则，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并没有过时，但它的实现方式，需要根据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需求作出相应调整。理论研究要拿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分析论证，立法机关要把科学合理的判断转化为可执行、可落地的法律规则，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校准经验。知识产权制度能否真正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既是衡量“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也是关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命题。
原文载于《法治时代》202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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