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高度完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得到充分保证，国家安全得到可靠保障。
“2050的中国，将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经济总量达到世界首位，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居于世界前列，全体人民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
“205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退化得到有效遏制……”
2009年10月14日，《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系列报告英文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首发，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在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战略思考，描绘了科技支撑中国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壮丽“图景”。
为此，本刊记者在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中科院办公大楼里，采访了这幅“图景”的描绘者之一——中科院规划战略局局长潘教峰。
规划战略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均GDP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也长足发展，但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科技领域中，我们还是跟着国外的步伐迈进。2005年7月，中国科学院分析了国家发展对科技的战略需求，以及国际科技发展态势后得出结论：中国不能只是跟踪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某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必争领域必须跨到前面去。
倘若要做引领者，就必须要有超前意识，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走向和前沿，找准新的发展方向，为中国未来科学发展做谋划，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科院成立了规划战略局，潘教峰成为这个新部门的掌门人。
规划战略局从成立初始就伴随着外界的一些争议，包括一些科技界人士。其中一个声音是：科技发展瞬息万变，做谋划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意义。面对质疑，潘教峰没有忙于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首先就必须要成为一个科技的强国。这就不允许我们只做追随者，必须做领先者、引领者。要跨越发展、要做引领者，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战略研究进行战略选择，也就是要加强战略规划和谋划，这其实是科技强者发展的一个规律。要理解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如此众多和发达的咨询机构、战略研究组织就很容易明白。有些人对科技规划理解不够没关系，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有理解的那一天。”
当今世界的竞争核心是科技的竞争，各个国家对科技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领域，作为一个后来者，怎样才能走到前面去？这些都是潘教峰需要思索的问题。“从收获期而言，科技工作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是不同的。农民兄弟今年播种新的高产品种，明年就可能长出好庄稼、得到好收成；工人兄弟今天采用新的机器和工艺，工作效率马上就会显著提高、生产出又多又好的产品；但是科技不行，你今天播下种子，要过五年、10年才能萌芽，再过20年或许才会长出果实，尤其对于原始创新的工作。科技规划和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发现那些对未来意义重大、20年之后长出的果实真正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极大提升对自然或生命认识水平的事情，这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只能让时间来说话，绝不可以急功近利。”
正是抱着给“科技播种”的想法，潘教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着，与规划战略局的同事们一起，推动开展持续深入的战略研究，组织科技专家开展科学前瞻和技术预见，一方面服务支撑国家和中科院的科技决策，一方面通过“科技与社会”等系列报告形式向社会发布，如每年发布的《科学发展报告》、《高技术发展报告》等，不定期发布的国际科技竞争力分析报告，如《中国与美日英法德五国科技的比较研究》等，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推动建立重要科技领域战略研究组、学科战略研究组、战略情报团队等，形成了多层次、系统性的战略研究体系，有效地把握国家发展的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与变化，一个战略研究的氛围在科学院已经形成。”
“田忌赛马” 这种给“科技播种”的想法绝对不是潘教峰的突发奇想，而是一直以来的梦想。
1960年代后期，潘教峰出生于山东的一个教师家庭。“小时候，家永远都是在学校里面或者学校附近。”所以，他童年的记忆就是学校、操场、图书馆，那时候潘教峰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像父母一样当老师，永远与学校为伴。
从小潘教峰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龄人遇到难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总是可以用最巧妙的方法找到答案，引来周围伙伴们的一片喝彩。就这样和数学题亲密接触着，1984年，潘教峰考上了山东大学数学系，选择了那时候还鲜为人知的运筹学专业。
“山东大学是国内第一个开设运筹学专业的学校，1984年第一届招生。填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太多的考虑，只是感觉运筹学这个名字比较新鲜，是一个新的方向。”潘教峰笑着说，“很多人不知道运筹学究竟是学习什么的，我也是上了一节课才知道。战国时期，有一个流传后世的故事——田忌赛马，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在已有的条件下，经过筹划、安排，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案，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叫运筹帷幄。”
四年的大学生活，潘教峰主要学习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中能用数量来表达的有关策划、管理方面的知识。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现运筹学的许多内容不但适用于经济和军事活动，而且已经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可以根据问题的要求，通过数学上的分析、运算，得出各种各样的结果，最后提出综合性的合理安排，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科，也让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潘教峰介绍说，运筹学要求的是一个整体观，使人能够系统地观察和判断问题。作为一门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运筹学在处理千差万别的各种问题时，通常都要确定目标、建立模型、制定方案。
怀着对专业的热爱，潘教峰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成绩也一直出类拔萃。1998年潘教峰本科毕业，毫无悬念地留校任教，圆了自己童年时的梦想。除了在数学系当老师，他还兼任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因表现优秀，不久后调到学校做管理工作，还在当时的国家教委工作过一年，后又被派至英国和香港中文大学继续学习。
1998年底，潘教峰从香港学习归来，进入中科院办公厅工作，先后任党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在路甬祥院长身边工作。规划战略局也是路甬祥院长直接领导的一个部门。“路甬祥院长是一个智慧长者和科技大师，他对祖国强烈的责任感和科技强国的追求，对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穿透历史、洞悉未来观察问题的眼光，一直是我敬仰和学习的对象。在他的领导下，我学到了很多，不管是全局看问题的能力，还是对国家、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强烈责任感”。潘教峰说，“正是在多次角色转换的挑战中，使我学会了系统、全面和深入地看问题，也发现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要‘田忌赛马’，我要为之去努力。”
要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2007年，中科院为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前瞻思考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现代化建设和科学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的新要求，启动并组织开展了新一轮的战略研究。
2009年6月10日，汇聚中科院300多位高水平专家、历时一年多的中国至205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了战略研究总报告和能源、人口健康、矿产资源、空间与海洋、信息、材料、生态与环境等18个分领域报告。这些研究报告以《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系列报告的形式陆续与社会见面。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刚刚您的属下一直在强调，你们是规划战略局，而不是战略规划局，这二者有什么区别？
潘教峰（以下简称潘）：战略规划更较宏观一些，更多的是“谋”。规划战略却既要有整体宏观的谋划，还要在一些重大的举措实施上发挥作用。除了“谋”，还要组织实施。
青：您认为《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潘：中国至205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工作，是路甬祥院长发起和亲自领导的。中国科技发展到今天，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发展科学技术，最直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国家尽快走到前面去，实现民族复兴，使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说直白点，从近期看我们要小康，从长远看我们要现代化，从更长远看就是在全世界成为领先的国家。这套战略研究报告，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放眼2050年，提出了依靠科技创新建设八大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的构想，比较全面系统地描绘了八大体系建设分阶段的目标和图景，提出了相应的科技路线图。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依靠科技力量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有了一个展望，可以引发人们关注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启发人们去思考、去探索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路径，成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助推器”。
青：关于规划战略，可不可以理解成我们在进行一场长跑运动，规划意义的就在于合理地分配体能，从而保持领先？
潘：对，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方向。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区别。要想做领跑者，你就必须做规划。因为你要带着别人走，就要自己想方向。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领跑者，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做全面的领跑者，至少在10年20年内不可能。但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努力，总会在某些方面成为领跑者，而这些方向我希望是对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
青：第一次接触路线图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您是什么感触？
潘：那是在2007年初。我感觉这是一种新的方法。它实际上是根据需求出发来确定不同阶段的目标，而且要识别出这些目标所需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你突破了一个关键问题，可能会带动其它问题的突破。有些问题一旦不能解决，就会影响到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解决，因而就必须改变路径，寻求新的突破口。
青：这次的路线图和以往的计划书、传统的规划方法有什么区别？
潘：路线图方法是个全新的方法。传统做规划的方法，基本上是组织一些专家对未来发展趋势作个定性的判断。而路线图的本质，是搞清楚未来科技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及其关联性，找出发展路径。路线图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在满足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问题；另一个是科技自身发展的走向问题。因此，在科技发展路线图制定过程中，我们强调“三性”，即方向性、战略性、可操作性。我们制定路线图的方法，不是简单地复制国外的办法，我们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起做科技路线图，研究组专家中既有科技专家、又有管理专家，还有文献情报专家，对每个科技路线图进行独立评议等。方法上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青：路线图中做了很多预测，包括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首位，中国的政治、物质、社会、精神、生态五大文明均将高度发达，中国也将高度开放，这些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潘：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我国到本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这个目标出发，进行情景预测。情景预测法是路线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现代化是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中国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先要预测到2050年世界现代化的水平，然后再按照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动态地考虑世界发展的趋势，综合地考虑中国的基础、发展趋势和可能，整体性地预测和描绘中国到2050年政治、物质、社会、精神、生态等五个基本方面的图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到2050年，我们不能基本实现所描绘的目标，就不能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青：这份路线图的操作性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人会质疑这是“纸上谈兵”？
潘：有这么几点：一是路线图不但对未来需求和科技发展大的趋势做了比较清晰的判断，而且找出了核心的科学问题，关键技术问题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措施、资源配置，有了这样整体性、系统性的考虑，从规划上讲就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每个领域的路线图都是按照2020年前后、2030年前后和2050年前后等三个阶段描绘的。对于至2020年的目标和提出的任务，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后两个阶段，更多体现的是方向性和战略性。三是提出了影响现代化进程的22个战略性科技问题，这些问题或关系国家经济竞争力，或关系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或关系国家安全，或是新科技革命可能发生的方向，或是新兴前沿综合交叉方向。这些战略性科技问题，都需要迅速部署，有效地组织实施，长期持续公关。任何一个问题的突破，都会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或引发产业变革，或引发科技自身的变革。
青：您对这个路线图有什么期待？
潘：第一，我希望这个路线图能对国家制定未来发展规划起到一个参考作用。第二是希望路线图发布之后能够提升全国科技界的信心，树立跨越发展的勇气。我们不能仅仅做人家国外做过的东西，更要有勇气根据国家的需要去开创一些新的方向。最后希望国际科技界能够看到中国科技界的信心和对未来的考虑，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和中国科技界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与合作，倘若真的和路线图相吻合，甚至比路线图更迅速、更超前，那么中国的科技就真的跑起来了。
